中菲舰只黄岩岛对峙已逾一周。本来，8艘中国渔船自黄岩岛泻湖全身而退，宣示主权目标达到，海监船可以鸣金收兵了。但自感吃了哑巴亏的菲律宾不依不饶，要跟中国赌一赌谁最后撤舰，还称此前遭中方骚扰，拟诉诸国际法庭。而中方既未有任何舍弃这一优质渔港和避风港的打算，也不想每一次渔民在该水域被抓后只能出干巴巴的抗议声明，故有意借此事件在中菲间搭建一种有利于我渔民日后权利救济的非正式调解机制。于是乎，僵局持续。
中方出拳，向来推崇“有理、有利、有节”的准则。“有利”是指形势利于一举扭转局面。在黄岩岛这个中沙唯一出水的岛礁（旧名“民主礁”）上，中国主权标志于15年前被菲军破坏，而菲方固然未能以搁浅军舰“霸岛”，却因地理之便将该岛列入海巡范围，并在阿罗约任内以“领海基线法”将之划入领土。中方对此隐忍已久，此次两艘大吨位的海监船第一时间赶到黄岩岛，拦在欲强行扣船的菲最大军舰和我渔船之间，力道精准地将了菲方一军。
论拳头，南海其他五国均非中方敌手，但中方在南海维权时，往往由海洋局的海监船和农业部的渔政船出面，避免给对方直接的军事刺激。这么做，对于宣示实际控制权不在我手的岛礁的所有权来说，是“徐图缓进”的积极稳妥之举。比之一时的军舰占领和长期的补给及外交负担，用渔船和行政执法船来“折磨”国际视听，是更能逼迫对方走向谈判桌的手段。
所谓对峙，最终还是为了谈判。若机械地将此事件的得失理解为“比谁的拳头大”，进而无限地追加军事投入，则在触发其邻国的同类担忧和抱团抗拒之外，还会导致菲律宾更积极地引进美国的力量。若美军重新进驻苏比克湾，将是对中国在南海伸张权利更大的隐患。
至于菲方诉诸国际法庭，由于美国自身并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故不会深度介入，中方当坦然面对，条件成熟时予以回敬。
曾经，菲方挑战中方对黄岩岛主权的一个说法是，黄岩岛不是岛，而是沙洲或岩礁，不享有海洋法规定的领土主权（而菲方依据专属经济区条款，可以享有200海里海洋管辖权）。这样的理由，莫说后来被菲方自己的立法举动否定，在亚太地区，日本首先就不会同意，因为它有违日方对冲之鸟礁的主权主张。有趣的是，中方反对日本拥有冲之鸟的理由，竟也与菲律宾过去的思维相近。实际上，岛礁的自然状况是可以人工加以改变的。而在失之笼统的海洋法面前，已加入公约的东亚各国不应在不同的海洋方向选择性适用不同条款，导致整体上的自相矛盾和与邻国的持续扯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至今不到20年，偏向承认现状和扩大海洋圈地是它的两点特征。在“实际占据”优于“历史拥有”的法理面前，外交八股并不比重拳出击更能捍卫国益，但“依法出拳”而不是“恃力出拳”（想想阿根廷30年前偷袭马岛的后果）才是推动现状改观的可靠保证。外交、国土、农业、交通、国防，没有哪个部门可以单独承受民族主义的喧嚣，以相对谙熟海洋法的部门或更高的权力层级为首，各部门联合行动而非相互掣肘，才是赢回国人海上权益的不二法门。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我们这个流行乡愿、惧官的社会里，对既有体制的“服从”即便不被视为美德，也会被当作生存法则而反躬践行。难能的是抱持常理的“不服从”，可贵的是非暴力反抗法律不公的“公民不服从”。
“公民不服从”是美国作家梭罗开创的一项现代理论，被应用于从印度独立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到当代西欧反核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公民不服从”拒绝整体改造论，否定暴力革命论，是公共意义上的个人或集体维权。以己身去违抗不合理法律或不合法处理方式，在西方被称为“公民不服从权”。
湖北青年孙志刚抗拒收容遣送的“恶法”而惨死，河南小伙孙中界气愤于“钓鱼式执法”而自残小指，都是曩日中国“公民不服从”的显例，只不过他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才得以平反昭雪。
过往数年基层许多群体性事件，同样隐含着“公民不服从”主题，只是由于环境特殊，很难留下一手的影像资料。而近日在中国东南部某海岛城市，一桩仍未了结的小贩与执法单位冲突案，由于事件本身的见仁见智以及多个现场视频的流布，而得以成为一桩脱敏的准公共事件，从中可窥见当下中国90后进城务工人员的“公民不服从”潜质。
冲突的原委，按执法方的解释，是城管局和交通局联手打击电动车占道经营，先由交警开单扣了17岁妹妹的拼装三轮车，本来女孩已认罚，但“她父亲突然走了过来，将交警的罚单撕碎，并抱着执法车前轮不让执法人员离开”。据称，由于围观者众，执法方遂报警，而民警赶到后，因遭19岁姐姐“殴打”，才铐住她，并由此被咬手臂。
且不论上述说法是否偏颇，单从现场画面看，为妹妹维权的姐姐的广场效应十足。除了偶有的动粗，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向周围的群众宣示抗议：“（执法人员）拿着公家的工资，自己家的做主……你们家是不是就是法律？……凭什么拉我，你们打我怎么办？怎么算？……叔叔阿姨看着不顺眼的过来帮一下忙！”她在第一次被众男摁入面包车尾箱后又挣扎着出来，高举双铐强调自己没有犯法、不去警局。在视频最后，姐妹俩均被押入警车。5天后有报道称，王父和大女儿因涉嫌妨害执行公务罪被刑事拘留。
回过头来看，警方介入，随意铐人，是矛盾激化的转折点。但群众对警局“不是说理的地方”的成见，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因素。日常生活中，市民被查扣超标电动车时，交警一般会好言劝说扣车后隔几天凭证交罚款即可取回，但事实上取车程序繁多，加上高额罚款，甚至被威胁拘留15天，很多市民都是放弃取车，成全警方私产充公。这恐怕也是王父不让扣走拼装车的出发点。
小贩违章在先，家人护犊，咎无可辞，但执法方罚不当罪、动辄刑法伺候，却暴露了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弊端。事件中，“刁蛮”姐姐敢于公开质疑公权越界，颇能代表90后进城务工者胆识。用学者赵树凯的话说，市场化和流动，其实锻造了一代新农民，即富于抗争或曰敢于表达的一代。这就必然要求公权力在执法时，做到服务性的普法、预警在先，而不能把他们当作盲流、牛皮癣，试图以罚代管、以抓代教，那样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并无裨益。更进一步地，立法如何兼及这部分务工者的感受，反映其心声，而不是只顾城市政府的政绩，也值得深思。
类似“刁蛮”姐姐这样的准“不服从公民”，在某些信奉“唯上智下愚不移”的官员看来就是“刁民”。“刁民”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稍不自制，也易滑入作奸犯科深渊。甘地为了维护印度反殖运动的纯洁，提出“配合拘捕”、“保护官员免受攻击”等细则，成功争取到英国人的尊重。而在当下中国，像雷闯以行为艺术反乙肝歧视，郝劲松以“复式诉讼”状告铁道部，河南沁阳8农民揭腐被抓后冷静讨说法，这些有节制维权的例子，无不透着智慧和韧性。而像杨佳、钱明奇、唐福珍那样的极端个案，可以同情但不足为训。
“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珍视“良法之治”；局部抗法是为了改良法律，以之保障人权，而不是回到无政府主义。倘把各种标志性的维权事件放到大历史中观照，会发现它们堪称启发治道变革的鲜活素材。温总理在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提到的人权入宪、物权法制定、选举法城乡平权、废除收容遣送条例、取消农业税等等仁政，当中就有不少是因为具代表性人物的血泪抗争才换来的修法成果。
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时代朝前走，物质上相对丰裕，精神还没有被虫化的小部分年轻人，莽撞一些，得咎几回，或许不能触动整部国家机器自我改良，但它打破了许多成年人的思维窠臼，适足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高尔基时代只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敢当众对他说“你看见的（集中营布置）都是假的”，而在公民意识竞发、“公民记者”满地走的时代，类似“你们家是不是就是法律？”的质问会频繁发生，直到顶托起一个人人可问责、在公开讨论中寻求妥协统合的公民社会。

不到700名香港市民就决定了梁振英做他们的特首，因为梁的最强对手只得了不到300票。在这场普选前的最后一次小范围选举中，不甘命运受摆布的梁振英赢得漂亮。
地产大亨力挺又如何？漠视民瘼的候选人，罗湖口岸南北都不会欢喜。梁振英勤工俭学、白手起家，多年来既为香港回归和“内交”效力，又为内地土地使用制改革擘画长远。当选前，他的名气虽不及唐英年，功绩却写上了中国房地产业20年光荣榜。而且，他也是积极反对台独分裂的爱国人士。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梁振英也是中国的梁振英。1988年，获评“香港十大杰青”的他开始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年仅34岁。由于出色的工作，1993年他被国务院港澳办及新华社香港分社聘为港事顾问，2003年又出任全国政协常委，如今还是香港16位全国政协常委之一（相比之下，唐英年只不过有个曾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父亲）。梁振英还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山东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他认为，“以香港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大量的专业人才，香港对国家的贡献可以更大”。
香港回归当年，梁振英和唐英年同被时任特首董建华邀入特区行政会议（咨询性质的“小内阁”），而梁不久即成为行政会议召集人，并延任至2011年10月参选特首前。可以说，他为获选特首已经准备了整整15年。所谓他在2002年西九文娱区规划比赛中多次投票支持与他公司有关系的参赛作品，涉嫌利益冲突的事件，按梁的解释，不过是表格模糊导致的误解。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梁振英当选后，在公开场合许诺保护香港人自由言论和法治这些核心的价值观，他应该能做到，因为这不仅是香港人的朴素追求，也是中国人的宏远理想。更何况2017年的连任战，他还得胼手胝足地争取数百万香港市民的选票，才能继续为祖国书写华章。

美国目前最闹心的事，不是拯救叙利亚人民于水火，不是遏制伊朗、朝鲜的核、导开发，更不是与中国的反倾销大战，而是自己的大兵在阿富汗南部枪杀17名平民，引发阿举国愤怒，不仅危及美阿之间的撤军后续安排协议，冲击5月芝加哥北约峰会，也令美国软实力严重受损。
五角大楼坚持屠村是个人行为，说幸存者看到的多名美兵是后来乘直升机空降的救援人员。阿富汗方面，卡尔扎伊政府“采信”村民的说法，一口咬定是美军集体作案，甚至称美国是“魔鬼”，滥杀“不是第一次，而是第100次、200次甚至500次”。而村民认为，美军是旨在报复之前发生在该村附近的路边炸弹袭击。
迄今，关于这名叫贝尔斯的狙击手为何凌晨私出基地作案，然后又回基地自首，仍未有定论。因事出仓促，影像证据匮乏，加之当事人“健忘（仅记得拖动周围尸体的情形）”，致案情扑朔迷离。美国媒体炒作的结果，竟使部分人开始同情起这个9·11事件后毅然放弃金融饭碗，三赴伊拉克战场，亲睹战友被炸断腿的“热忱的爱国者”。
相比起美国民众对官方解释的将信将疑，阿富汗人对美军“集体”报复说可谓深信不疑。因为就在数周前，喀布尔近郊发生5名美兵焚烧《古兰经》事件，此事引发的冲突造成阿富汗抗议者死伤数百。而在更早前，美国媒体曾曝光3年前美军“杀人小组”在阿富汗行凶虐尸的照片。这两起事件的主角，都不是单个的人。
但，以“前科”来推断“现行”，就那么可靠吗？美媒去年对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清洁工一案大肆“猎腥”式报道，结果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不了了之。卡恩那么多疑似前科，使众人忽视了他一个自恃翩翩大款者，怎么会对一个其貌不扬者动粗。同样，纵使阿富汗人深信类似的美军滥杀事件会再次发生，不代表就能断定这一次屠村是有组织行为，除非由第三方出具的美军集体“不在场证明”被发现错漏百出。
实情并不依赖于有多少人相信，而取决于交叉检验出的铁证。可在舆论的战场上，国别是天然的情感疆界和认知壁垒，莫说阿富汗平民很难从本国媒体上听到美方解释的细节，就算是精通外语的上层人士，大概也会出于民族义愤，而把五角大楼的解释当作敷衍塞责之词。
回到屠村悬案上，美军拒评之前是否有路边炸弹袭击，并将贝尔斯转移出阿富汗受审，这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信息不对称下，“疑邻窃斧”的事常有。不独阿富汗人有思维定势，号称信息自由的美国亦然。萨达姆在垮台前虚虚实实大杀伤性武器，结果美国中了套。即便在今天，拿朝鲜的地下核工厂比附伊朗的核野心，也未必就靠得住，但在美国舆论话语中，这些却近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偏信之养成，思维的怠惰和盲从是土壤之一。
另一方沃土，则是舆论管制下的“被偏听”。此境遇下，虽有部分翻墙者“偏不信”，但多数人未经识别谎言的教育，而先入为主地轻信被灌输的内容，甚至有佼佼者自揣耳聪目明，拿着被剪辑的材料，以欠缺推敲的逻辑，兴奋于戳穿自由世界的假面。
谣言止于智者，偏信却很难止于兼听。包括日常所习得之偏见的囚徒在内，人总是他过去生存意义的捍卫者，逃避真相有时成了维系自我或族群认同的暗门。为屠村惨案愤怒是一回事，能够合理存疑，小心求证，锻炼不被忽悠的个人判断力，对于超越偏信的土壤，重塑自我价值，是弥足珍贵的。

去年9月国新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了六大国家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跟2009年7月戴秉国国务委员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概括的三个核心利益（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大同小异。
然而在媒体语境中，“核心利益”一词多出现在涉台、涉藏等问题上，似乎是捍卫领土完整的专用语。外媒对中国“核心利益”的理解，也就不免狭隘化。譬如，近两年中国将南海问题划为核心利益，就引起不小的争议，认为这是对于南海这条国际重要运输水道的觊觎。而不久前《人民日报》评论首次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为“核心利益”，更引起日本媒体对于中国意在扩大自身控制海域的警告。
因为“核心利益”被窄化和硬化理解后引起的外界反弹，有学者甚至建议中国少提“核心利益”，多提“核心价值”，以此来与争议方寻求最大的公约数。
其实核心利益作为一种特定的外交辞令，是比泛道德化概念和意识形态说教更能让对方听懂的语言。用以表达对外交涉中重点关注的领域时，其学理价值并无须过于完备——给其添加过多的抽象内容，会妨碍其实际表达时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将核心利益窄化为外交“红线”，不容对方置喙，也会导致在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形成无谓的对峙，一方争得了口头的胜利，却挤压了战略对话的空间。
核心利益在谈判话语中的信息传递有效性，取决于它是按内涵设定的，外延可变通的，逻辑是自洽的，体现彼此尊重的。所以，宜乎超越白皮书的定义与媒体的通常理解，以不同时期重点关注的话题领域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以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圆润”核心利益的外壳，让自己的道理能够被对方听进去。否则，无论是以“核心利益”大旗到处去宣示对某个议题的话语权占领，还是步步为营，以摊大饼的方式把“核心利益”的蛋糕做大或泡沫吹大，都只是自娱自乐。
对核心利益作相对宽泛而不拘一格的理解，会有助于解释为何在一些中方宣称“毫无私利”的领域，中国要与世界上不少国家争得面红耳赤。譬如，为了伸张主权，哪怕是别国的主权，由于关涉国际法的形塑，关系远期的国家安全，中国也要当作本国的核心利益来争取。如果不能明言其中利害关系，会让外界误会中方既要耍自己的威风，又要抢别人的风头，“胃口不要太大”。
与朝核六方会谈，中印关系新路线图，或日本命名作为专属经济区基点的无名岛相比，美欧对伊朗和叙利亚制裁、缅甸开启民主化变革，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容”，看似离中国的“核心利益”较远，实则不然。把中国的核心利益放在世界大家庭中观照，会超越地缘政治的范畴，上升到规则、理念、法律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更高的层面，由于脱离了本位主义的视野局限，博弈才会更自然，更充分，更易达成成果。即便有一些不愉快的冲突，在多向反馈的机制作用下，当事方才能知所进退，自我调整，双赢、多赢的利益增殖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