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中国企业家

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撰文再度苦劝民间不要仇富。他先是回顾了最近160多年的历史，说满清时是保守派和维新派斗，民国以后是军阀和军阀斗，再就是党派和党派斗。最后解放之后是阶级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剧烈的阶级矛盾，都是人斗人的借口。改革开放的20多年，基本上避免了自己人斗自己人，这才保证了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现代化的果实。
茅老指出，中国有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其中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由于战乱兴祸，中国在西汉平帝时有6000万人，过了1000年到宋朝真宗时，人口反而降低到1600万，一直到明朝才恢复到6000万。这些老故事解放后还在继续着：3年灾荒有大约5%的人没能挺过去，饿死了。文化革命中又有上千万的人挨整。改革开放后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十分珍贵，如果能再维持二三十年，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大概就能实现了。
茅老笔锋一转，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对内斗缺乏警惕性，正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实际上，企业家和工农群众并不处于跷跷板的两头，他们处于同一个升降机里。有人说，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工造的，财富是工农群众创造的，顶多还有知识分子。这话不错，但不全面，改革以前也有工农群众，也有知识分子，为什么高楼大厦没盖起来呢？这里相当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企业家。企业家把资金、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瞄准有效的项目，把这些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才形成生产力。
茅老最后说，企业家为富不仁，剥削工农大众，这种情况有没有？当然是有的，但并不表现在工资过低，而是拖欠工资，任意加班加点，缺乏劳动保护，性别歧视，不允许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违法，所以依法办事是正确解决劳资矛盾的办法。可惜的是，我国许多法律政府并不认真执行，这才是当今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夫人希望我走出去，立刻恢复美国的声望。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如果希拉里2008年当选总统，他可能会被要求从事“修复美国国际形象”的工作。 

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个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说，考生对大学只是有一个模糊的等级概念，它是顶尖的、是名牌的，但是对这所大学的风格、氛围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自己是不是喜欢，那是不考虑的。

中国已成为美国一切外交的始发站。
——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用夸张的言辞表达了中国的配合对于美国外交的重要性。

2006年6月我再次造访丽江时感觉非常不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处项目专家景峰说，他1997年参与了丽江申遗的工作，但丽江入遗不到10年，游客人数就暴增1000倍，让这座古城不堪重负。

我要成为议员并与针对我们家族的所有怀疑和指责做斗争。
——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长女露西娅表示，要参加2009年的联邦众议员竟选。

不但劫富没有济贫，就连梁山内部，也存在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新解《水浒传》，断言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

如果什么事物看起来美好得简直难以置信，那它多半确实不是真的。
——针对美国短跑女皇琼斯承认奥运会上服用兴奋剂事件，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主席庞德说。

我们为什么要拥有原子弹呢？如果核武器有用，就可以解决美国在伊拉克的难题了。
——当被CBS“60分钟”节目问到伊朗和美国是否会因核问题而爆发战争时，伊朗总统内贾德反问道。

他真的不会像谢长廷一样“忧愤成疾”，施主席的身体的状况，应该整个活动都没问题。
——对于施明德将代表去年百万红衫军徒步出席“总统府”前的双十节大典，台湾倒扁总部发言人范可钦表示，相对于谢的感冒和脚伤导致“闭关”多日，施的健康不是问题。

加入作协，只是一个行业，就是表示你以写作为职业，出过书。不是推选道德楷模，也不是评选先进人物。
——作家王蒙谈自己推荐有抄袭传闻的郭敬明加入作协。

一旦要开禁的话，15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教育、减少市场上对野生虎需求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地区总代表葛芮说，中国如果对虎制品贸易开禁，将对俄罗斯和印度等野生虎比较多的国家带来很大压力。

在诺贝尔奖这件事上，我们有10000个郎咸平也于事无补；但是如果有741个张维迎，我们也许已经看到了诺贝尔奖的曙光。
——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顶着骂名为2003年张维迎鼓吹的北大教改之失败大唱挽歌，认为那是中国741所大学中唯一一次以原创性为主要学术评价指标的改革。

整部电影忠于原著，从打麻将开始，也以打麻将结束；而麻将桌上的4人也代表着中国那个年代的四种人：国民党、汉奸、日本人，以及潜伏在背后的共产党。
——台湾新闻局长谢志伟对李安改编自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的电影《色•戒》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