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的亚洲政治戏剧一再令世人感到吃惊，从韩国生成最大规模的抗议进口美国牛肉集会到马来西亚在野党领袖安瓦尔再遭鸡奸罪指控，从蒙古选后因计票问题引发冲击执政党总部的骚乱到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从巴基斯坦总统在弹劾前夕无奈退隐到日本首相在内阁改组失败后引咎辞职，短短几个月内，人们已经遭受了多重的心理冲击。
泰国沙马政府似乎要创造新的惊讶指数。他在9月2日凌晨宣布曼谷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军队协助维持治安，并对被民盟示威者强占的政府建筑实行“清场”。选择这一时机出手是不同寻常的。尽管在过去一年间，先后有巴基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蒙古等国通过颁行紧急状态有效弹压了反对派示威，但这些法令都是在选举前后下达的，且很快被撤消。
作为“通缉犯他信”代言人的沙马·顺达卫上台已有大半年，与民间反对派的纠葛不仅没有理清，反而愈理愈乱，乃至在群众械斗中闹出了人命，不能不说是政府的管治思维出了问题。反对派正是抓住了“他信傀儡政府”企图反攻倒算的把柄，先是逼几个阁员下台，继而干掉了包含特赦条款的修宪图谋，接着把他信夫人给判了刑，最后在街头和法院对沙马政府发起总攻。曼谷戒严后，中选会针锋相对地宣布，执政的人民力量党大选舞弊，应予解散。
管治危机或可说明泰国执政联盟的权力虚弱。在泰国，世袭的君主比民选的政府更享有爱戴，军队干政和以泰皇名义纠正军政府的偏差在历史上是家常便饭。由于长期积存的民主赤字问题，泰国民众压抑了许多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宣泄只有在军队中立的情况下才会释放得淋漓尽致。反过来说，由于泰皇不能被指责，所以大臣和百姓之间的口角才格外多。
幸而，泰国冲突模式中有一个通力合作、避免流血的传统。像这一次陆军司令、紧急状态法执委会主席阿努蓬就表示，军警对付示威者将采取谈判方式，不使用武力，故只配备盾牌和警棍。这自然说明了在泰国君主立宪民主制下，官民之间再大的矛盾也能得到调解。当然，军方出手也有前提，那就是政府日后须自找台阶下，而不能占据道德高地搞秋后算账。
眼下，泰国历史上的民主赤字正以民主过剩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或许可称为矫枉过正效应，而泰国民主实质性的提升，仍须待泰皇百年之后，由心平气和的对立政党去共同争取。
回头来说韩国的例子。韩国在实现民主化21年后还迎来了如此猛烈的民众抗议潮，的确令人震惊。执政党自己反省说，这是李明博用管理企业的效率思维搞政治的恶果。而在反对派看来，李明博政权企图对左派10年执政进行“政治总决算”，断送掉进步主义改革的成果，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CEO总统和政党轮替都不是韩国人持续数月上街点蜡烛、工厂也凑热闹罢工的根本原因。用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尔蒙德的话说，韩国成长于1980年代的激进反美、左翼一代，现在坐到了公民社会、媒体和其他机构的领导位置，并把当年对付军方独裁者的硬碰硬战术用于抗议民选政府。说到底，还是多年前的民主欠账在作祟。
与泰、韩的管治危机基本局限在国内，偶尔跟邻国的神庙或岛屿之争扯上边不同，绵延多日的格俄战争将格鲁吉亚内部管治失效的问题一层层放大，已经到了影响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地步。从各方最近的反应中，人们不难觉察到“民主赤字”的无形之手：威权底色的莫斯科对于华盛顿在冲突中的角色疑神疑鬼，总统和总理竞相以刺激西方的话语笼络民意；作为普京的铁哥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先入为主地“帮腔”，毫不顾忌现有的国际秩序将会怎样被倾覆。同样难脱威权气息的萨卡什维利除了夸大渲染危机的严重性外，就是暗地里重整军备，期待能够打平第三场格俄战争。至于南、阿两地的民主赤字如何消除，恐怕既非第比利斯所关心的，也不是日前否认欲吞并两地的莫斯科所能承诺的。
管治危机不独是民主后发国家特有的现象，比如法国几年前也曾因郊区移民骚乱而发布全国紧急状态令，但一般而言，管治危机大多出现在有着长期军管传统的新生民主国家，以及威权统治根基不稳、企图对外转嫁矛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宪法先天不健全，甚至改来改去，权力制衡系统远未能有效运转，国民对于“选票箱里出政权”还不适应，对走上诉渠道跟政府打官司没信心，加上民选领导人自身的道德瑕疵，很容易激起民变一样的政治危机：主政者要么被骤起的狂潮吞噬，要么重拳出击，在民主赤字簿上再添一笔自己的“功绩”，但最终还是要还回去，比如穆沙拉夫，与东山再起的议会反对派周旋了半年还是被轰下台，能像李明博这样以再三道歉挽回局面的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学福田康夫那样安静地引退了。